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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清风文苑】轰动东汉朝野的三位永昌太守
发布日期:2018-10-08 09:09:48  浏览:  字体:   作者:  来源:  打印正文

东汉永平十二年(公元69年)哀牢举国归汉,明帝在其地设置了永昌郡,郡政府设在保山坝。在此后直至东汉终局的151年中,约有20多人相继担任了郡太守,但在《华阳国志》《后汉书》《资治通鉴》乃至方国瑜主编的《保山县志》中,我们只能觅见郑纯、王寻、吴顺、沈稚、张化、冯灏、黎彪、栾巴、刘君世、曹鸾、常员(有的史书写作常原)等11人。《永昌府志》说张翕、张湍父子也是东汉永昌太守,但其他史书中都只说他们任过越嶲太守。在比较确凿的11位东汉永昌太守中,郑纯是千古颂扬的“云南清官第一人”。曹鸾和栾巴是“赋性鲠直、忠良朴实”的贤能人才,都因“上书极谏”被汉灵帝所杀。冯灏、沈稚、黎彪、常员、张化、吴顺皆“著名绩”或“政多异绩”、“事母至孝”。王寻因侵犯“蛮夷”引发战争。刘君世是一代权奸梁冀的“徒党”。在11人中,郑纯、刘君世、曹鸾3人的功业或丑行曾轰动朝野,并在史籍中多有记载。

郑纯声名远扬是因为在西南边区的开拓发展中功绩卓著。他是永昌郡第一任太守。广汉郡郪县(今四川广汉)人。汉代在周边新归属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“属国”,属国行政长官称都尉,级别同于太守。公元前二世纪末期,西汉武帝在今云南设置了益州郡。东汉永平十年(公元67年)将益州西部洱海周围三个县和澜沧江两岸原属哀牢国的比苏、不韦、嶲唐三个县合设为益州西部属国,派郑纯为都尉。益州西部物产丰富,又多奇珍异宝,先前来做官的人大都贪婪以致“富及累世”,各民族因不堪其苦而时生边患。郑纯特别清廉能干,对各民族“毫毛不犯”,有些人因循旧例给他上交金银财宝,有些暗中贿送,他一概拒绝收受,反复宣示官吏廉政规范;他又与哀牢各部族约定,哀牢人的税费只需“邑豪”们每年各交两件布衣和一斛盐,禁止一切杂派;他还积极传播内地先进技术,促进经济文化交流,使哀牢地区的农业、手工业和交通、商贸得到迅速发展。哀牢各族对他深怀感激敬佩之情,哀牢王柳貌及所统辖的77邑王终于一致决定“举国归汉”,东汉在其地设置了全国第二大郡——永昌郡,和平统一后继续安定发展。汉明帝在哀牢归汉设郡时举行了盛大的宫廷庆典。郑纯任职十年去世后,汉明帝把他的像和开国功臣们并列在宫廷(东观)中。哀牢人建立祠堂,年年祭祀他。云南历代有许多诗文赞扬他,称他是“身化蛮夷的贤太守”;巡边至永昌的乾隆进士、云贵总督阮元诗中有两句是:“勒石先存大柳貌,政事从头学郑纯”。在《云南廉政名人》一书所收录的86位名人中,郑纯名列第一。

刘君世是东汉中后期因贿赂一代权奸梁冀而轰动朝野的永昌太守。据《后汉书·种皓列传》和《杜乔列传》等史籍记载,顺帝永和六年(公元141年),梁冀承袭其父梁商的大将军职,独揽国家军政大权,专断朝政近二十年,极其贪酷横暴。他的两个妹妹是顺帝、桓帝皇后,执政期间,他不仅诬陷杀害了一些刚正忠诚的朝臣,还与其妹皇太后先后立冲帝(2岁,在位5个月)、质帝(8岁,在位1年多)、桓帝(15岁)三帝,质帝说了梁冀一声“跋扈将军”就被梁冀毒死。梁冀在全国层层勒索,收受贿赂,奴婢达三千多人,死后被没收贱卖的财产价钱竟达三十多亿。 顺帝后期,掌管金、帛、盐、铁、钱、谷、租税及国家财政收支的大司农杜乔和掌“举劾非法、出讨奸猾、治大狱”的侍御史种皓等朝臣曾劾奏梁冀罪行,但顺帝搁置不理,反使梁冀怀恨在心。哀牢归汉设立永昌郡后,其地以盛产金银宝货名闻全国,梁冀之类贪官多所觊觎。就在梁冀废立三帝之时,永昌郡太守刘君世趋炎附势,行贿巴结梁大将军。他耗费巨资,安排能工巧匠精心制作了一条纯金镶宝的花蛇,派遣得力亲信,跋山涉水送往京都奉献梁冀。其时永昌等郡隶属益州刺史部,种皓已在成都任刺史,他严察吏治毫不放松,及时截住了正在赶路的刘君世亲信并加以逮捕。因为太守以上官吏有罪须由朝廷处理,他迅速将人、物(金蛇)押送京城并向朝廷呈报了案情,“举劾”了梁、刘罪状。但执掌刑法典章以监察百官的御史府和协助国君处置大事、身为百官之长的丞相府,都慑于梁氏淫威,不敢查究。梁冀更加恼恨种皓,不久便以讨伐巴郡民变不力为借口,把他逮捕解京并欲置之死地;所幸有忠贞正直的太尉(最高军事长官)李固冒极大风险上书求赦,种皓才在梁太后主持下得免一死,仅免官为民。那条流光溢彩、美仑美奂的金蛇,收缴于大司农署后,梁冀仍一意侵吞,派人到大司农署索取,但杜乔断然不允。不久,梁冀便以“共为妖言”罪害死李固和杜乔,并将两人“暴尸城北”。直到熹平二年(公元159年)二月初十,桓帝秘密组织指挥羽林(近卫部队)、虎贲(勇士)等千多人,一举杀灭了梁氏及其族党,又捕杀了刺史、太守中刘君世一类“地方徒党”,李固、种皓等人方得以昭雪。

曹鸾是东汉灵帝时的永昌郡太守,东汉中后期云南两位文化名人之一(另一人为滇东尹珍,官至刺史)。清代著名学者袁嘉谷《滇绎》考证曹为永昌人,但有的史书记为巴(今重庆)人。《后汉书》收载于《孝灵帝纪》和《党锢列传》,其后历代史书多列于“循良”、“忠烈”等篇章。曹为人刚直,为官清正,多有善政;熹平五年(公元176年)闰五月,惨死于“党锢之祸”。东汉桓、灵二帝时,宦官操纵朝政,卖官鬻爵,大肆挥霍,遭到太学生们的坚决反对。为此,宦官集团诬指太学生及其他社会精英们结党“诽讪朝廷”,两次大规模镇压,所有“党人”及其师生、父子、兄弟和为“党人”鸣冤的人都被捕、被杀或免官。远在西南边郡的曹鸾对此痛心疾首,毅然上书慷慨激昂申张正义并褒贬朝政,《后汉书》载其书原文有:“夫党人者,或耆年渊德,或衣冠英贤,皆宜股肱王室、左右大猷者也,而久被禁锢,辱在泥涂。谋反大逆尚蒙赦宥,党人何罪?独不恕乎?所以灾异累见,水旱荐臻,皆由于斯,宜加沛然,以副天心。”他说的是:所谓“党人”,要么是德高望重的长者,要么是年轻有为的英才,都应该用作治国安邦的栋梁,但却被长期禁锢,蒙辱含垢。那些谋反窃国大盗尚且被宽赦,党人有什么罪?为什么唯独对他们就不能宽恕一点呢?疏文既上,宦官们立即胁迫灵帝下令用槛车(囚车)将曹鸾由永昌押送到“京畿三辅”之地的槐里(在今西安西兴平县)监狱,处以“弃市”——在闹市中用酷刑处死后暴尸街头。

近两千年前的这三位边郡太守,都成了东汉全国一代名官。有两位因为清廉正直和做出了显要的历史贡献而流芳百世,有一人因为贪酷贿赂、祸国殃民而臭名昭著。《新唐书》载一代名臣《魏征传》的名言:“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衰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”三位太守的美行、丑事,至今仍然值得许多人深加思索和对照借鉴。( 耿德铭)